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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里耶麦茶墓葬出土的文物说“冥器”
http://www.xxnet.com.cn 时间:2019-09-02 10:47:12 湘西网

冥器秦灶

秦代铜灯

铜 壶

彩绘陶壶

彩绘陶鼎

陶 瓮

秦代铜博山炉

秦代陶博山炉

  文/山里人 图/里耶秦简博物馆提供

  俗话说:“事死如事生。”大凡古人都崇信死后在阴间仍过着和阳间一样的生活,于是,人死后便将其生前所用之物全部随葬地下,还仿制一些世间之物埋葬之。因而,许多墓葬还在地上、地下构筑殿堂,收藏已故亡人的衣冠、用具,犹如其生前之状况,有时极尽奢华。最著名的“秦始皇陵”地下寝宫,可以说是“上具天文”,“下具地理”,以水银为江河大海,以金银雕刻鸟兽树林,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。

  在湘西里耶麦茶战国墓葬中曾出土了许多随葬之物,它们有陶礼器“鼎、敦、壶、豆”等,日用陶器“罐、钵、簋”等,还有仿制微缩的“陶屋、陶灶”等,铜器有“壶、剑、镜、砝码、印章、带钩、弩机”等,铁器有“剑、斧、削”等,还有玉器、琉璃、漆器等,林林总总上千件。这些随葬物,古代都统称为“冥器”。

  所谓“冥器”,在古代又称“明器”,指的是古人死后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:“其曰明器,神明之也。涂车、刍灵,自古有之,明器之道也。”其意思是说“之所以把随葬的器物叫做明器,意思就是把死者当作神明来看待的。用泥土做成的车,用茅草扎成的人,自古就有,这就是明器的来龙去脉。”古人深信死后有灵,随葬器物可供来生享用,故厚葬成风。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所作《阅微草堂笔记》:“冥器,古之葬礼也,后世复造纸车纸马。”“冥器”是古代丧葬用的礼器,后世则造纸车纸马来代替了。

 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,墓葬中就出现了“冥器”,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墓中出土彩绘陶器,江苏邳州大敦子遗址墓中出土方形尖顶陶屋。到了商周时期,墓葬中“冥器”日益普遍,有铸造的礼器和兵器,以及仿青铜礼器制作的各种陶器和日用生活陶器,还出土了陪葬的人、兽骨架。到了战国时期,厚葬之风更盛,还出现了陶俑、木俑和各类仿实用器的“冥器”。许多王公贵族死后往往将大批他们生前的妻妾、奴仆、器物一同下葬。此时,所用的“冥器”严格来讲没有专门特指,一般均是主人生前所用器具的实物。秦汉时期,陶“冥器”数量更多,最具代表性的便是“秦始皇陵”出土的“兵马俑”了,大小如真人真马。还有反映家庭财富、豪华威仪的陶阁楼庭院、侍卫奴仆、井仓灶磨、车船仪仗、猪牛鸡狗等冥器,且造型非常逼真。湘西里耶麦茶战国墓葬群中出土的这千件冥器,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目前,大部分都陈展在里耶秦简博物馆,供人们观赏,其中有一件“陶灶”,双孔双灶,上覆有陶钵,非常逼真形象,可谓秦代平民生活的生动再现。

  然而,到了汉代末期,人们逐渐领悟到“人死如灯灭”,用不上什么实物随葬品,所用的大多是模型“冥器”了。基于这样的认识,人们不仅用生时所喜好的文物随葬,更多是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,与当时的人们生活息息相关,从某种意义上讲,秦汉时期的“冥器”也为我们透露了许多当时的生活情形和情景,为研究湘西历史乃至中国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北方流行“武士俑、胡人俑、伎乐俑、陶牛车”,南方流行“莲花尊、魂瓶、溺器”等青瓷“冥器”。唐朝时出现了工艺水平很高的“冥器”唐三彩。北宋以后,纸“冥器”逐渐流行,其他质料的“冥器”减少,但在帝王和官宦墓中仍不乏有许多实物“冥器”。

  关于“冥器”,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两则小故事:一则是汝佶病危时,他的女儿给他烧了一匹纸马。汝佶断了气却又苏醒过来,却说:“我的魂魄出了门口,茫茫然地不知晓要往哪儿去。遇见死了的老仆人王连升牵着一匹马过来送我走。遗憾的是马跛足,颠簸得很不舒服。”烧纸马的仆人哭泣着讨饶:“这是我的过错,点火的时候,不小心折了纸马的一条马腿。”二则是六堂舅母常氏在弥留之际,喃喃自语道:“刚才去看了新房子真的不错,只是东边的墙壁坏了,可怎么办呢?”守在一旁的家人去查视她的棺材,果然左侧坏了,有一个小洞,做棺材的工匠都未曾发现这个小小的洞眼。

  当然,这两则小故事是迷信观念,不足为信。然而,“冥器”对研究墓葬、研究当时的历史,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这是因为“冥器”的形制及质料不但可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根据,还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素材,尤其是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形制强调与死者生前相似的“死后生存环境”,故“冥器”便成为提供此种生存环境中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质配备,也因此使得“冥器”可以成为日后研究战国秦汉时期不可或缺的物质材料。所以,里耶麦茶战国墓葬出土的这些随葬物,也就是“冥器”,对于研究战国秦汉墓葬和战国秦汉历史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。

  公元前757年至公元前741年,楚国君王熊朐(蚡冒)开始经营湖南,拓展武陵山区,史称“蚡冒伐濮”。楚文化的主要标志,便是陶器中的“鬲”和“鼎敦壶”。“鬲”是上古炊具,长江中游的“鬲”始见于商代,后楚人改造成“楚式鬲”,是为楚文化早期的代表器物,因而在早期的楚墓中多出土这类“冥器”。楚国中后期,为防御来自秦、巴方面的军事威胁,便在沅水、酉水流域建立了一系业军事城堡,“里耶古城”便是这一时期楚国最前沿也最重要的军事堡垒。与楚人足迹相随的是楚文化标志陶器“鼎敦壶”,出现在了湘西武陵山区,它往往与楚国军事城堡和行政设置相关联。故而,里耶麦茶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多为“鼎敦壶”这类“冥器”了。

  关于“土家族源”的研究和考证,也可以从里耶麦茶战国墓葬中出土的“冥器”中找到一些论据。这其中以“罐”为标志的“冥器”,有专家认为,它不是楚文化的器物,而是更早进入湘西武陵山区的“土蛮人”的生活用具。因为楚文化的代表器物应是“楚式鬲”和“鼎敦壶”,而这种圜底内凹绳纹“罐”是从“姬周”文化中演变过来的,且又从墓坑窄小的墓中出土的,应为楚人统治下的“土蛮人”,也就是古籍中屡屡提到的“姬周”遗民“蛮”或“群蛮”。在里耶麦茶战国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把宽格“青铜短剑”,与其同出土的“冥器”壶、豆组合,有专家分析说,应是一个族属的标志,而它的主人就是历史上的“濮人”。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有“成周之会…卜人以丹砂”,“濮人”最早称“卜人”。周厉王时的“宗周钟”铭文中有“南国孳”句,说明“濮”是“姬周”的南方属国。之后关于“濮人”的记载就更多了,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叔堪之,逃难于濮。”《国语·郑语》:“楚冒于是乎始启濮。”清代学者王鸣盛考据曾说:“湖南辰州实古濮地。”民国史学家吕思勉也说:“后来所谓黔中郡,疑亦濮族之地。”如此可证,湘西武陵山区及贵州高原乃是“濮人”的居住之地。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表明,湘西永顺不二门商周文化遗址,即为“濮人”文化,湘西里耶刘家堡商周遗址也发现了“濮人”的踪迹。在楚文化和秦文化的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与挤压之下,他们无奈地遁入山林,便成了土家族的源头,称“毕兹卡”本地人的意思。在楚人及后来的秦人统治下,在一定程度上乃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,并且以墓葬中不同的“冥器”组合方式作为载体表现出来,正反映了楚人及后来的秦人统治下的民族共存情况,为人们研究土家族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信息。

  “冥器”作为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随葬物,不仅是古人身份的象征,也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生动再现,更是让后人了解许多重要的历史依据。

(稿源:湘西网-团结报)
(作者:山里人)
(编辑:杨思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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